对我的成长影响最大的，还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曾肯成教授。
曾肯成是华罗庚先生的学生。早年在莫斯科大学留学，中途被调回国，被划为右派，一生历经坎坷。当年中国科大把他调到数学系任教，在文革中，这件事还被当作校领导“招降纳叛”的罪状。
他是数学界公认的怪才，博古通今，文史功底极深。平时和我们聊天，大半时间不谈数学，而是谈古今、吟诗词、论文章。他数学视野极宽、思维极敏捷，脑子里总有很多精妙想法和深刻问题，但极少自己写论文发表，总是把思路告诉学生，让我们去完成；学生发表成果，他坚决不让署自己的名字。
按现在SCI论文数量、指标考核的标准，他根本评不上教授、博导。但文革后第一次职称评定，他直接从讲师晋升教授，更是新中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之一。他也是科大数学系教材建设的大功臣，很多经典基础课教材都出自他之手或由他主持编写。
曾先生性格刚直，风骨凛然。当年在莫斯科火车站，一边是开往华沙可以避开政治风波、远离苦难，一边是回国接受批斗、被打成右派。他明知回国前路艰难，依然选择踏上归国列车，绝不背弃祖国。后来填写履历表“受过何种处分”一栏，他写下自嘲又赤诚的诗句：
曾经神矢中光臀，仍是当年赤子心。
往事无端难顿悟，几番落笔又哦吟。
他表面诙谐不羁，内心始终是赤子之心。
我和曾老师早在文革时期就相识。当时我们同住一间寝室，他悄悄出题考学生，我很快做了出来，他眼神里满是赞许，也埋下了后来我报考他研究生的缘分。
1978年我考上中科大研究生，正式师从曾肯成先生。他治学极开明，从不限制学生思路，更愿意把难题留给学生。当年国外一个典型群猜想，他已经完成两种情形，把最难的第三种留给我做。我一度没有信心，他却不断鼓励我，在我做出关键结果后，他连夜连续写十封信，告诉我万哲先、丁石孙等前辈都认可成果，凭此足以拿博士学位。正是在他的引导下，我完成了博士论文，成为新中国首批18位博士之一。
曾先生一生淡泊名利，不爱张扬，不慕虚名，潜心学术、甘为人梯。他学问好、人品高、风骨硬，不仅教我数学，更教我做人。
2004年5月，曾肯成先生逝世。噩耗传来，我悲痛万分。先生虽逝，精神长存。他对学术的赤诚、对家国的坚守、对后辈的提携，永远影响着我。
